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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股浊流——从“反文化”到“下半身”

时间:2006-10-11   来源:文艺报    作者:远洋  阅读5049次

一股浊流,从名曰“解构”的文化虚无主义肇始,裹挟着标语口号式的文字垃圾和所谓“口语化”的唾沫口水,终于汇聚成“下半身”的腥波臭浪,污染了中国诗坛以至整个人文和社会环境。 


为了避免断章取义之嫌,不妨全文引述被尊之为“反文化”的大宗师韩东发表于八十年代的二十三行的《有关大雁塔》:“有关大雁塔/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/有很多人从远方赶来/为了爬上去/做一次英雄/也有的还来做第二次/或者更多/那些不得意的人们/那些发福的人们/统统爬上去/做一做英雄/然后下来/走进这条大街/转眼不见了/也有有种的往下跳/在台阶上开一朵红花/那就真的成了英雄/当代英雄/有关大雁塔/我们又能知道什么/我们爬上去/看看四周的风景/然后再下来”。且不说此首诗直白的语言是何等糟糕,其意义也相当消极,它不仅自作聪明地嘲讽、否定了人们的英雄主义情结,而且极其肤浅地卖弄了哲学史上早就陈腐不堪的不可知论,一种虚无主义哲学观。奇怪的是,这首平庸的不能再平庸、糟糕得不能再糟糕的口水诗,却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奉为“解构”的圭臬,当作“反崇高”、“反英雄”、“反文化”的大旗,企图以此来“消解”朦胧诗那种理性主义的价值,“消解”五四以来新诗传统和人文精神甚至整个历史文化传统,企图使刚刚复兴、带有启蒙和理想色彩的诗歌消弥反思意识和现实批判的锋芒。一时间,充斥诗歌刊物的是琐屑无聊和病态自恋的摹写,一些作者坠入市民主义庸俗卑琐的泥坑,在日常庸碌的“私人化”生活中自我麻醉、自我抚摸。而一些毫无诗才、投机钻营、利欲熏心的人,乘机兴风作浪,以“文革”中造反派的架式拉帮结派,抢占山头,搞起了五花八门的“诗歌运动”,把诗坛当作追名逐利的名利场。 


九十年代后期“闪亮登场”的伊沙,并没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和独立的诗歌立场,他不过是韩东东施效颦、亦步亦趋的模仿者,或者说不过是继承了江郎才尽、写诗难以为继的韩东的衣钵。且看被称之为此人代表作的《车过黄河》:“列车正经过黄河/我正在厕所小便/我深知这不该/我 应该坐在窗前/或站在车门旁边/左手叉腰/右手作眉檐/眺望 象个伟人/至少象个诗人/想点河上的事情/或历史的陈帐/那时人们都在眺望/我在厕所里/时间很长/现在这时间属于我/我等了一天一夜/只一泡尿功夫/黄河已经流远”。用撒一泡尿来亵渎象征着中华民族母亲的黄河,可见诗中的伊沙完全扮演了一副小丑和痞子的角色!之所以说是“扮演”,是因为伊沙做这个动作要达到他哗众取宠、沽名钓誉的目的。其另一首“名作”《饿死诗人》,则用拙劣的标语口号表现了一种偏狭心态。要说伊沙与韩东有什么不同的话,那就是把韩东对意义和价值的“消解”变成了 “亵渎”而已。还有,就是比平庸的韩东更平庸,比拙劣的韩东更拙劣,比低产的韩东更高产,近年来在大量生产平庸而拙劣的复制品。先模仿韩东,而后反复抄袭自己,如果说他有什么“独创性”和“创新精神”的话,那就是以标语口号式的句子和脏字脏话入诗,制造出一堆又一堆文字垃圾。而这个“一脸无所谓”的伊沙,竟然大言不惭、恬不知耻地说:“我使我的祖国在20世纪末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当代之诗、城市之诗、男人之诗;我的先锋与前卫从姿态变为常态——汉诗的‘后现代’由我开创并只身承担”(伊沙《我整明白了吗?》) 。如其说是“无知者无畏”,还不如说是无知而且狂妄!伊沙的“先锋与前卫”,伊沙对“后现代”的理解就这么浅薄:即是对一切历史文化、一切价值和意义的“亵渎”。 


当伊沙回到其母校北京师范大学朗诵自己的“真东西”时,他说:“结果是我读一首诗,30余名女生和个别男生相继摔门而去。雨夜,呼呼的摔门声,女生们愤然离去的背影,诗歌构成了一种伤害”,对此,伊沙不以为耻,反以为荣,认为是自己“诗歌生涯的辉煌之夜——除了我,没有人会有这样的效果。”当有人表示认为他的东西不是诗的时候,便说“很可能他是最大的不诚实”。(以上引文均见伊沙《有话要说》)不难想见,让30多名大学生摔门而去的“真东西”究竟是什么货色。假如按照他这种奇怪而荒唐的逻辑,这些受过或正在受高等教育的人,不是弱智,便是不诚实!而引以为同调的韩东却撰文赞赏道:“有人说他是‘小痞子’、‘搅屎棍’,但在我看来伊沙却是那个时代里的孤胆英雄。”到底是同病相怜,惺惺相惜,也不枉师徒一场。 


在“消解”、“亵渎”之后,奉伊沙为“宗师”和“教父”的“跟屁虫”们滑进了淫秽下流的泥潭,不可自拔。他们公然打出“下半身”的旗号,拉帮结伙,党同伐异,甚嚣尘上,诗歌的天空充满了痞子流氓腔的乌烟瘴气和刺耳噪音。在沈浩波执笔的那份《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》的“宣言”里,认为“反文化”就是“先锋”,“从80年代开始,追求先锋精神的诗人们一直在跟知识、文化进行着较量,从《有关大雁塔》到《车过黄河》,从非非的‘反文化’到伊沙的‘饿死诗人’,这种较量从未停止,而且“这是通往诗歌本质的唯一道路”,一副“唯我独革”、“唯我独尊”的姿态,殊不知他们离开诗歌的本质越来越远;对传统文化持全盘否定的态度,“尤其厌恶那个叫做唐诗宋词的传统”,以“叶芝、艾略特、瓦雷里、帕斯捷尔纳克、里尔克……这些名字”代表的西方现代艺术的传统都已经“腐烂”了,宣称“诗意”令人牙酸,“要让诗意死得很难看”。取消灵魂,取消思想,说什么“找不着快感的人才去找思想”,“在诗歌中找思想是“有病”;更完全放弃不仅仅是写作者甚至是个人的社会责任,胡说什么“承担和使命,这是两个更土更傻的词。”“让这些上半身的东西统统见鬼去吧,我们只要下半身,它真实、具体、可把握、有意思、野蛮、性感、无遮拦。 ”“所谓下半身写作,追求的是一种肉体的在场感。追求肉体的在场感,意味着让我们的体验返回到本质的、原初的、动物性的肉体体验中去。” “诗歌从肉体开始,到肉体为止。” 他们恐怕不是不知道人不仅仅是动物的人,还是社会的人、历史的人、文化的人这个浅显的道理,但他们如此强调动物性、不讲人性,要达到什么目的,恐怕是司马昭之心,路人皆知的。“如果有人用‘畜生级的’来这么评价我们的诗歌,那将是最高的褒奖。”“ 我们亮出了自己的下半身,男的亮出了自己的把柄,女的亮出了自己的漏洞。我们都这样了,我们还怕什么?”好一副泼皮无赖当街耍流氓的嘴脸! 


他们的所谓作品,就是这些主张的实践,充斥着赤裸裸的色情、性**、性乱交甚至嫖娼等令人噁心的细节,或者直接把社会上流传的黄色下流的段子分行排列当作自己的“创作”。应该说,这些“作品”,不仅不是社会生活的本质的反映,也脱离了人性的本质,甚至是反人性的东西。这些诲淫诲盗的东西,恐怕他们连示之以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不敢,却贴在各种论坛上,借助互联网象病毒一样广泛传播,败坏了诗歌,也败坏了大众阅读诗歌的兴趣。尽管被大多数人嗤之以鼻,他们反而自鸣得意,沾沾自喜,因为他们制造了一种“热闹繁荣”的假象,藉此得到了大出风头的机会。这里需要指出的是,问题不在于文学创作能否写性,而是如何写性。作者通过它可以揭示人性的复杂性,或者展现美好的一面,或者暴露其丑恶阴暗的一角,即使不能给人以美的感受,也应给人以有益的启迪,而不是苍蝇一样追腥逐臭,对污浊淫秽抱着津津乐道、啧啧称赏的态度。难怪有读者说,这年头,只要无耻,就可以出名。一位甘当“下半身”吹鼓手的所谓批评家说,“能够令人噁心,就是他们的成功”。他们同样发明了一种奇怪而荒唐的逻辑,凡是不写“下半身”的作品,便是“不真实”,凡是不与他们同流合污的人,便是“道貌岸然的伪君子”。这种逻辑不过是为他们搞下三烂的玩艺儿张目开道,不攻自破。他们不肯埋头钻研艺术和学问,不肯在提高文化修养和人格修养上老老老实实下功夫,耍玩那些令人噁心的把戏和花招愚弄读者,吸引看客,只不过是标新立异、哗众取宠的另一种方式,企图通过如此“终南捷径”来搏取虚名。 


总之,从《有关大雁塔》到《车过黄河》到“下半身”,从韩东到伊沙到伊沙的追随者,可以说,从所谓“解构”发展到“亵渎”和“噁心”,实际上已经从“反文化”发展到痞子调、流氓腔,变成了严重污染环境的垃圾而应当予以清理,否则,它淫秽糜烂、恶浊腐臭的空气,将毒害广大青少年,侵蚀我们整个民族的精神。可悲的是,个别刊物编辑和所谓批评家,出于销售利润的考虑和一己私欲,为之推波助澜,实在为有识之士和广大诗歌爱好者所不齿。 


2002/6/19作 


2002/8/10 载于《文艺报》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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